(2)人格权上的经济自主一个法律制度、理念、价值的发展，开始之际，常采间接、隐藏或权宜的方式。
在现代法治观念的观照下，广义的乡村司法可以分为两部分：基层法官的司法和乡村干部的司法。同样性质的纠纷，发生在不同人身上，村民的看法和评价可能大有不同。
[25]〔美〕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夏遇南、彭刚译，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782-783页。乡村司法理论的建构应当立足于以农业生产为主、工商业不发达的普通农村，兼顾其它类型的农村。乡村司法的程序性要求可以有所选择，但实体法律应当得到必要遵守。这样，副镇长粗暴地将纠纷摆平。第一，乡村纠纷的案件类型有所变化，对乡村司法提出了新的要求。
因此，秩序是建构乡村司法理论过程中价值判断的主要标准。他每个月将米和钱送到法庭，再由法庭送回村里给父亲，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父亲去世。[32]陈瑞华：《程序正义理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3]（P114）英国学者戴西也认为，法律至上是法治的主要特征。一方面，法治意味着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如果民众都不遵纪守法，则国家必然衰弱。[12]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二）法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法治是构建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保障。财产和人身如果得不到保障，老百姓就不能安居乐业，更无法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和创造力，也就谈不上民生。
其中的许多内容，对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仍然具有相当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但这并不是说实现法治就能够一蹴而就，也不是说有了法治就能一夜之间解决所有问题，在我们这种转型国家中实现法治，必须依据法治本身的规律和我国的现实情况科学规划和稳步推进，才能够最终实现我们的目的。在现代社会，民主和法治是始终不可分离的。[41]（P101）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法治和文化、社会发展程度之间的紧密联系。
【参考文献】[1]J. R. Tanner.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of the Reign of James I, 1603-162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2]沈家本：《法学名著序》，《寄簃文存》卷六。[47]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第六，法治的关键还在于引导公民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法治不仅应该成为一种治国方略，更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五）法治是实现国富民强的根本保障在古代社会，法家就提出了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的观点。笔者认为，制定法治建设的战略规划，首先就要明确宪法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在此目标之下，可以将法治建设的内容分解为如下几个部分，并分别拟定规划，确立各阶段的发展目标：第一，宪政制度建设规划。
国家也不能够随意地占有和剥夺公民的财产和人身权利。[6]孟狄士：《法律研究概述》，澳门，澳门大学法学院，1998。
但是，在各种治理模式中，法治在社会管理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其他社会管理方式和纠纷解决方法不能够和法律的规定相违背。当然，法治绝不意味着以法律来治理一切。在法治社会，不是运用丛林法则来解决纠纷，也不是依靠与官员的关系来解决纠纷，而是要依据程序来实现救济。实践中出现的个别地方治安恶化、上访和群体性上访增加、群体性事件包括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上升等都是这一特点的体现。[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23]蔡定剑：《被误读的新加坡经验》，载《南风窗》，2006(2)。
民生还包括人们在养老、居住、教育、医疗、社会救助等方面依法得到充分的保障，从而使人们安居乐业、实现社会和谐。[2]故而，严格地说，现代法治理念主要还是来源于西方，但又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和现实需要。
[37]（P15-215）这也恰恰表明法治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方式，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实践中存在的仇官现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行政权的不当行使、官场腐败、官商勾结、执法不文明、漠视人民群众诉求、信息不公开等原因造成的。
从历史发展的惯性规律来讲，这种社会治理模式中有不少可援用的经验。[10]（P30）在此意义上，人权实质上就是人的主体地位象征，而法治只有建立在充分尊重和保障个人人权的基础上，才能肯定人在法律上的主体地位，法律的存在才具有合目的性。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是，仅仅是GDP的提升并不等于民富国强。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法治是一种薄维度的法治。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社会治理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并将之写入宪法，从而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我国既定的治国方略。
需要指出的是，规则治理与民主治理不可分割，在法治社会，正当的法律都是通过民主程序制定出来的，反映了民众的期望，符合民众的利益，体现了社会的共同理想和信念，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遵从，这也为民众遵守规则奠定了良好基础。从我国法治建设的实践来看，采取规划的方式推进改革是行之有效的。
此项任务可以具体分解为：公权力的分配和监督，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进一步完善宪法的监督和实施制度、预决算公开和监督制度、选举制度等。一方面，现代社会是以大工业生产、大分工、商品和服务高度流通为特点的陌生人社会，适用于古代熟人社会的人治方法在现代社会难以再发挥有效的作用。
再如，通过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来实现公民的社会性权利。从这些国外的既有经验出发，结合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宝贵实践，我们可以将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分解为多个不同的阶段性目标，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设定不同的具体任务以及所要完成的阶段性指标。
健全的控权制度以及保护私权的机制，可以有效协调好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最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如果没有事先安排的规则去抑制彼此可能造成的损害，经济就难以正常运行。三是法律应当保持内在的一致性，立法者应当不断通过修改、补充等方法来使法律符合社会的需求与时代的发展。从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中不难看到，一旦公权力失去制约，其不仅会侵犯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也会侵犯公共资源和公共利益，而且，对这些公共资源的破坏，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危害可能远远大于对个别公民权益的损害。
而人治则容易朝令夕改，命令的颁布和废止、更替甚至取决于当权者个人的喜怒哀乐和情绪变化，因此，人治之下的规则不具有长远的可预期性。当然，良法的理解和判断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它通常应具备以下要素：一是制定完备，即法律应当是类别齐全、规范系统、大体涵盖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且各项制度相互之间保持大体协调的制度体系[7]（P25）。
从实践来看，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发生之后，出现了非程序化和失范性的特点。公民权利的保护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目标，这其中不仅包括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的保护，也包括其他权利的保护。
[37]Richard Wilkinson, Kate Pickett. The Spirit Level: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09.[38]Brian Z. Tamanaha. On the Rule of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39][41][42]参见戴耀廷：《香港的宪政之路》，北京，中华书局，2010。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治理的复杂程度与过去有质的差异，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的自主性和个体性也日益增强，价值判断日趋多元，利益关系日益复杂，交易方式多样化，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如人口的大量、急剧流动使得社会的控制较之以往更加困难，这无疑加剧了社会治理的难度，而人治社会的管理模式与这些需求难以相容，难以再维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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